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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萬物的尺度

科學迎戰文化敵手:

Facing Up-Science and Its Cultural Adversaries



撰文/傅大為,清華大學歷史所,科技史組教授

書名:科學迎戰文化敵手

作者:溫伯格(StevenWeinberg)

譯者:李國偉

出版時間:2003年12月

出版公司:天下文化







在今天世界的大科學家中,溫伯格是很特出的一位。他好辯而文筆流暢,所以四處寫文章,與許多人文社會科學學者論戰不斷。2001年哈佛出版了他與科學史家、科學哲學家、科技研究者的論辯,還有一般知識大眾演講的文集Facing Up: Science and Its Cultural Adversaries,繁體中文本由深具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素養的數學教授李國偉天成翻譯社,本文簡稱此譯本為《迎戰》。



《迎戰》一書,收集了溫伯格15年來的演講、短文、評論與論戰共23篇,所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從科學的博雅教育、牛頓、伽利略、愛因斯坦、粒子物理的化約論、物理與歷史、孔恩科學革命的結構,到20世紀的物理學史、索卡的惡作劇(參見我的〈「兩種文化」的迷惑與終結〉,《當代》126期)、猶太復國主義等。我們常聽說,科學家只寫論文,很少寫書,但是溫伯格,論文不算,前後寫了八本書再加這本文集,充份展示了一位大科學家的學養。



雖然論題廣泛,但《迎戰》一書的視野,相當反映了溫伯格做為一位活躍粒子物理學家的生命情境。在1979年與另外兩位物理學家分享物理諾貝爾獎,他創造了「電弱理論」,結合了兩種基本的自然力(電磁力與弱作用力),使得在整合宇宙四種基本力的大事業上,向前邁了一大步。正因為他自身參與、開創了20世紀粒子物理的躍進,使他對物理學的躍進有很深的經驗與使命感。所以,他一方面要替粒子物理在廣泛的科學界面前,為其聲望辯護,因為加速器的實驗經費,越來越膨脹。另一方面,他則要為粒子物理「尋找宇宙最終極的定律」這種20世紀的使命與價值而奮鬥,他積極批判科技研究中的社會建構論,還有一些他覺得莫名其妙的後現代主義、強綱領的科學社會學等。這些流行的科技研究理論所蘊含的認識論,與他一生所信奉「追求宇宙終極定律」的目的,彼此可能衝突。



在書中,他不只一次說,當終極理論最後完成時,「我們做為基本粒子物理學家的工作也即將就此終結,一切都變成了歷史。」



也正因為這種使命感,使他在面對與他科學發展觀點不合的其他看法時,溫伯格所持的態度,就好像是「我一生的工作,就是衡量萬物的尺度」。他常說「我親身參與了革命性的變革」、「我可以作證……」等等這些目擊者的優勢觀點來維護他的論點。客氣一點的話,他有時會說,他所親身經歷的那段20世紀物理學,是某某人所���科學發展史的反例



就以溫伯格的朋友,《科學革命的結構》(繁體中文本由遠流出版)一書的作者孔恩為例。孔恩說,因為過去所有有關自然的信念(從亞里斯多德、哥白尼,到牛頓),結果都出了錯,因此就沒有理由相信我們現在必然更能掌握宇宙圖像,或說更接近真理。孔恩又說,在科學革命之前的老典範,與科學革命後所建立的新典範,彼此之間不可共量。在新舊不同典範中工作的科學家,彼此無法了解、沒有共同的科學操作基礎。但是,親身參與粒子物理大躍進的溫伯格,當然反對。他說,許多從18、19世紀所發展出來的物理數學定律,如馬克士威式的電磁學、牛頓力學,特別還有量子力學,從發明到今天,沒有任何問題,它們「已經成為物理學理永存的一部份」。所以,大致從19世紀到今天,我們已經越來越接近真理,也許還有些細節的微調要做,如量子場論,但卻沒有亞里斯多德、托勒密、燃素說等犯那麼大錯誤的可能了。溫伯格很相信數學化、方程式化的物理學客觀性,說那是現代物理學「硬」的部份,它不會因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對解釋「為什麼那些方程式會有用」的改變而改變,而後者,是科學會隨著歷史改變的「軟」部份(255~6頁)。當科學史柔軟的部份除掉,剩下那朝向真理的骨架,溫伯格躊躇滿志地說,科學史就與文化無關,而成為永恆。



其實,溫伯格需要訴諸一個很具爭議性的說法:物理學到了牛頓之後,就已經進入成熟期,它穩定地逼近真理。而如布朗運動般盲動式的理論發展,那是牛頓以前才有的現象。前面孔恩所說的科學革命,基本上只適合科學成熟期之前的科學發展(不過,溫伯格倒是接受孔恩的「常態科學」可以描述20世紀基本粒子與宇宙論的發展史,見258~60頁)。



溫伯格這些說法,除了訴諸「我親自參與」的權威外,雖然雄辯滔滔,但卻很不精確,在歷史上的反例也很多。什麼算是一個科學的成熟期?量化、數學化嗎?我們知道,西方天文學,從古希臘歐多克索斯的同心球系統,到中世紀托勒密的周轉圓系統、16世紀的第谷系統,都相當數學化,但在天文學發展史中,還是一個取代一個,變化劇烈。溫伯格也知道,連牛頓自己討論力學的幾何學工具,後來也被拋棄了。更不用說,中國古代的數學、幾何系統等,源遠流長,但是一旦西學東漸,也都成為化石。那麼,溫伯格哪來的歷史靈光說,「你絕不需擔心它會變成錯的。只要科學存在一天,我們就會繼續教馬克士威的電磁學」?事實上,托勒密周轉圓系統在西方天文學中存在的時間,要遠比馬克士威方程式長。



Facing Up這書名取自第谷在丹麥文島上仰頭觀星的雕像。一位信誓旦旦以20世紀物理學為本位的大科學家,會取16世紀第谷的永恆姿態來命名(見序言),令人驚奇。溫伯格知道,第谷是被排除在近代科學神殿之外的。他說,因為第谷不接受哥白尼的日心說,所以第谷不是他的英雄。但是,這些都是17世紀大量新科學證據浮現後的判斷。如果我們回到16世紀,那個哥白尼與第谷的世紀,重新評價二人,說大科學家第谷的系統優於哥白尼的,那是很明顯的(可參考孔恩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一書)。做為20世紀的大科學家,溫伯格以20世紀為本位,那是可理解、可尊敬的,但是做為一般普通人、歷史學家或科技風險社會中的公民,在16、20,還有未來的24世紀,三個世紀之間,我們該選擇那個世紀為本位?或者該放棄對本位的執著,而回歸歷史的流動視野、還有日常生活的智慧?



最後,關於天成翻譯社本身。要針對一本天成翻譯社書寫書評,我的原則是,一定也得談其天成翻譯社。一般而言,李國偉的天成翻譯社頗為流暢。溫伯格談了不少粒子物理的細節,如何讓天成翻譯社清晰易懂,又不失其深度,且又能顯示出溫伯格的雄辯,並不容易。我特別在「天成翻譯社工作坊」網站 中的「吐槽區」,寫下一些天成翻譯社上的疑點,請讀者前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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